新世纪第一年的6月19日，是中山籍岭南画派第二代著名画家、理论家方人定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子。特刊出本文，以志纪念。

　　新世纪第一年的6月19日，是中山籍岭南画派第二代著名画家、理论家方人定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子。

　　100年前，方人定先生出生在香山县沙溪濠涌乡的一个清贫的布贩家庭里。父亲早丧，留下兄弟6人，他排行第四，小名四钦。他的三位哥哥先后随乡亲到美国当劳工去了，哥哥们希望弟弟长大能够当官，把他的名字改为“仕钦”，他却自己再把名字改为“人定”，意即“人定胜天”。他虽然遵从兄命，从1921——1926年，攻读并结业于广州法政学校、广东法官学校高等研究部，但由于他从小喜爱艺术，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律师的职业，毅然在1923年投到高剑父“春睡”门下研习中国画，无怨无悔地毕生在中国画的艺术道路上坚定地走到底。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方人定甚至还采取了十分激烈的行动：把自己学过的法律书籍和毕业文凭一把火烧了。1936年，孙科多次邀请他出山，许以立法院副院长的高位，他也婉言拒绝了。

　　1929年，方人定东渡日本，入读东京的日本美术学校研究部，主要研究人物画创作，并在川端画学校、骏河洋画研究所兼习西洋画。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回国，1933年再次东渡，1935年毕业后回国，先后在广州、上海、南京等地举办画展，被誉为“时代画家”。

　　方人定的美术造诣很高，早在1928年，当他27岁时，他的花鸟画已获得比利时万国博览会的金牌奖，为比利时博物馆所收藏。从1929年起，他的作品先后参加日本、欧洲和中国各地的画展，每次都载誉而归。

　　1938年，方人定不顾个人安危，在香港举办“方人定抗战画展”。

　　1939年初，他携带作品赴美国，先后在三藩市、纽约、洛杉矶等城市举办个展，获得中外评论界的交口称赞。

　　他早期以写山水花鸟画为主，1929年后，潜心钻研人物画，兼写花鸟走兽。他尊重传统，但更主张革新，在高剑父的鼓励和支持下，从1925年起，就在广州、上海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中国画“要取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深刻地表现民族的精神。”在技法上，则要“折衷中西”，把东西方的长处“一炉而冶”。方人定晚年卧病医院，在毫无资料的情况下，仍写下重要论文《国画三个问题——线条、皱法、色彩》。从年青时开始，他便被誉为岭南画派的理论家。

　　1941年从美国归来后，方人定与黄霞川等春睡同人组织了“再造社”，主要的宗旨仍然是如何改革中国画。后因香港沦陷，移居澳门，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中山居住，潜心作画，因高剑父的力邀，遂前往广州任市立艺术专科教授兼国画系主任、中南美术院教授，建国后，历任华南文学艺术学院教授、广州国画会负责人和广东画院副院长。

　　建国后，方人定的创作力更为旺盛，佳作迭出，参加了历届全国美展，作品广为中国美术馆等单位所收藏。尤以1956年由中国美协和广东美协为他在广州、北京、沈阳举办的《琵琶行》组画展更是名噪一时。

　　与二十世纪同龄的方人定，一生中曾尝遍了日寇侵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乃至“文革”时期被关进“牛栏”等大悲大喜的人生滋味。但在无论什么境况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位耿介的艺术家的高风亮节，用自己的画笔，揭露敌人的阴谋和罪行，歌颂人民的英雄与美德，以毕生的创作成果，证实了自己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然而，十年浩劫毕竟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心，当批准他以“回广州治病”的名义，拖着病腿和其他疾病回到家中与老妻及外孙女团聚时，他只能把自己历年留下的100多幅画作，轮番挂在墙上审视，他对朋友说：“一周挂这么三、四幅，大约一年就可以展完了。”后来，他终因精神受到太深的创伤，不幸患了动脉硬化，发音困难而失语，于1975年3月2日逝世。

　　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事，挚情地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方人定先生，在他的有生之年里，竟来不及亲眼看到他的家乡和祖国近二十多年的飞跃发展与深刻变化，而这些，正是方先生毕生的理想和愿望之所在!值他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可以告慰方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