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在中山市博物馆的《中山市档案馆建馆五十周年档案藏品展》上，一批老票证吸引了许多人的视线，粮票、肉票、鱼票、布票、煤证、柴票，甚至还有灯泡供应证，上面印着凭票供应“220V15-25火灯泡壹个”，“由8月份开始供应至12月底止，过期作废，今后不再补发”，发证日期是1972年8月。看到这里，年轻人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何故；年长的却勾起了那个生活在票证年代的回忆。

所幸的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开始，如火柴、衣车、香皂、洗衣粉等商品逐步开始了敞开供应，到90年代初，布票、肉票、油票、粮票、侨汇证、兑换券等各种票证相继取消。

[吃饭要钱还需粮票的年代]

吃饭要付钱是常理，但吃饭还需要有粮票却是中国人几十年来的特殊经历。

我国的粮票历史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的“饭票”、“米票”。抗战期间，解放区官兵实行供给制，粮票的发行与管理逐步细化。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成功经验继续发扬光大。1953年，中央作出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主粮多于副食，蔬菜多于肉类。一顿往往需要三四碗米饭约有四两到半斤粮食才能填饱肚子，几乎人人都是个“饭桶”。因为大多数人是在从事体力劳动，而且肚子里的油水确实太少，一会儿就被消化掉。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四两油，一斤肉。难得吃上一碗肉，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一方面是能吃，另一方面是粮食紧张，所以每个中年人都有一段关于“粮簿”的记忆。每个成年男性每人每月30斤，女性28斤，儿童15斤，8岁以后每岁加1斤。以这个标准，现在许多人是吃不完的，但我记得80年代读大学时，每月要有45斤才勉强够吃，体育专业的要吃60斤。

如需出差或在外用餐，还需付粮票，一碗云吞粉要付二两粮票。出了中山要用省粮票，出了广东要用全国通用粮票（国票），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那个年代粮食紧张，丢了一斤粮票可比丢了十块钱还糟糕！粮票就是命根子。

与粮沾边的其他东西也紧张，如面粉票、粉丝票、豆腐票、芝麻票等等。

由于粮食匮乏，消费中谁也不敢大手大脚，必须精打细算。1955年，各地便出现了面额为“壹两”甚至“半两”的省（市）级粮票。1960年上海市发行“伍钱”（25克重）粮票，1960年南京市粮食局发行了“壹钱”（5克重）的粮票！据说那是世界上面额最小的粮票！对于今天来说，它模糊地展现了艰难岁月的灰暗记忆。

1985年，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

1993年2月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票证完成了演出谢幕，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

[一丈三尺六]

现在两个人穿着同款衣服的人碰到一起叫“撞衫”。有人说，现在“撞衫”的概率要小于马路上撞车。可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人民衣着基本一样，可以说那时叫“全国人民大撞衫”。买衫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词，之前要穿衣只能去买布，买了布自己或找人代做衣服。

1954年9月，国家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保证棉布按照计划生产和分配。各省市开始发放“布票”。中山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人每年发布票一丈三尺六寸（70年代后曾增加到一丈四尺四寸），布料大约够成年人一套衣服。

布票不分大小，按人头发给，有些家庭小孩多，又没那么多钱买布添新衣，这就有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之说，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留给弟弟妹妹，穿旧衫是常事。于是也就有人偷偷地转买布票，因为如果有钱无布票同样没新衣穿。

直到1983年12月1日，中央才决定全国实行临时取消凭布票供应的办法，1984年不再发布票。万幸，这一临时成了永远，从此，中山也结束了三十多年买布凭票定量供应的历史。

[卖肉的令人羡慕]

解放初，生猪仍是自由买卖。1954年第二季度，中山县成立石岐食品支公司，国家对生猪开始实行计划收购，个人不得私自屠宰生猪。从此，国营公司在经营生猪市场中占了主导地位。1956年以后派购生猪成了国营食品公司的专营业务，政府规定，国营食品公司没有完成生猪派购任务之前，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准经营生猪。

1961年开始，国家对生猪的方针改为“公私并举，以私养为主”，生猪生产和生猪收购有所回升。1964年猪肉的供应得到了缓和，于是国家取消了猪肉的凭票证供应。但到1969年4月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包干完成生猪派购任务后不久，中山县城区居民又恢复凭证定量供应猪肉。

70年代，每人每月有一元肉票，当时约可买一市斤左右有皮的猪肉。但就是这么一斤的凭票肉，也不是随时可买到，肉档前经常出现用砖头、板凳当号记隔夜排队轮候的现象。轮到了，能否买到心仪的肉还要看运气和卖肉佬的心情。现在人们大都不吃肥肉了（这才导致了偷用瘦肉精），但那个年代人人都喜欢肥肉，因为肥肉可榨油，那时油水缺，油渣亦觉得很香。每天能供应的猪肉不多，猪肉佬能留点好东西给熟人，这已是很大的人情。所以那年代人有三宝——医生、司机、猪肉佬，都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司机有机会到外地买东西，医生不用解释，至今仍是令人羡慕）。

80年代，物质开始丰富，国家允许完成计划任务的农民自主出售猪肉，价格自由调节。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市场，有两种同质不同价的猪肉出售。国营市场凭票的定量购买叫做牌价，较便宜，自由市场的可自由购买不限量叫做议价，但价格较高。

1984年第3季度，中山市城镇居民猪肉供应从定量供应改为牌议差价补贴，猪肉及猪肉制品全面敞开供应。

[烧柴亦凭票]

“一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柴放在第一位，可见其关系之重要。事实的确如此。在没有使用电、石油气、天然气的时候，无柴就煮不成饭。如果是住在农村，尚还容易解决，晒干了稻秆、山芒就是最好的燃料，不够烧时还可上山去取树叶柴枝，但世居城镇的居民要煮食，就非买柴草不可了。

石岐沙岗墟的各种交易中，芒柴交易是占很大比重的一项。每逢农历“三六九”，五桂山一带的村民便挑上晒干的松枝、松球、树桠、芒草和杂柴赶往墟摆卖。但在60年代，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墟市萧条，却苦了居民。70年代市场恢复了，又来了封山育林，不准砍伐，故此烧柴一直是石岐人困扰的事。

解放前，石岐有过兴盛的柴铺业。解放后仅剩下几间国营店。不久，石岐与全省各城镇一样，实行对居民定期定量供应燃料。令人可悲的是，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居民燃料供应，却未有得到过满足。直到70年代初，每人每月只能定期供应七斤柴十几斤蜂窝煤饼。

不够燃料怎么办？石岐的居民可谓各出奇谋。当时中山纸厂、石岐氮肥厂等工厂的锅炉较落后，燃烧不充分，烟囱会积下不少烟煤，工人便收集起来卖给居民再烧。烟煤买来后需到郊区取回粘土，按比例混合后自己做成煤饼。这还需要讲点技术，泥多了，烧不着，泥少了，煤会散。那时，石岐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在晾晒的煤饼。其实这种煤饼燃烧热量很低，很快便会熄火。

沿着岐关东西两条公路捡树叶是最多人采用的方法。大片的树叶用铁线穿，马尾松的针叶用棚拗扫，所以那年代，星期天满是找柴火的人，公路两旁总是十分干净。

乡下有亲戚，偶尔送来几捆木柴，总是令人开心到不得了。

直到80年代，电饭煲和石油气炉的出现，上述的情景才载入史册，留给人们的，却是一段不寻常的记忆。

[骄傲的侨汇证、兑换券]

在物质紧缺的年代，侨汇证和兑换券是两样比钞票还好用的东西。

1956年，国家为了关怀和照顾归侨、侨眷生活，团结外国华侨、侨眷，争取侨汇，在国家掌握的计划商品中抽出部分质量较高而市场又缺的生活必需品，作为特殊供应给侨属，以满足有赡家侨汇的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的需求。

1961年，中山县成立华侨特种商品供应公司。第一间华侨商店设在石岐孙文西路，担负全县各公社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的商品供应任务。侨汇较多的公社设立华侨商店；侨汇较少的，在公社的百货商店内设立华侨商品供应专柜。华侨汇钱回来后，亲属收到等值的人民币并获配发一定的侨汇证，凭证就可以到华侨商店买到市面上难买到的东西，小到粮油糖副食品，大到单车、衣车、手表、收音机，几乎市面上缺的，都有可能在华侨商店内买到。

“文化大革命”期间，华侨公司及各门市部被迫停止了营业。1978年经广东省华侨公司批准，重新筹备恢复中山县华侨公司。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贯彻，旅游事业的兴起，1980年5月29日，国家外汇总局广东省分局批准中山县华侨公司在石岐镇设立友谊商店，由省旅游科拨给旅游商品，主要供应回国探亲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以及来到我国观光旅游的外国友人，方便他们购买在旅途中所需的生活用品、装饰品和我国各地传统土特产、纪念品。在供应商品时，通过外汇兑换券交易。在孙文西路与凤鸣路十字路口旁的商业大厦内，底层专营华侨商品，二楼是友谊商店专营旅游商品。早期的友谊商店本地人不能进入，只对华侨港澳同胞开放，常出现回来的华侨不知乡下的亲戚需要什么，真正需要的人却买不到的情况。那时还出现同一种商品人民币、侨汇票、兑换券购买不同价的情况。国家法定人民币与兑换券等值，但购买力却差别很大。

1983年起，社会上出现港币在市场上或明或暗地流通的现象，不少华侨港澳同胞改汇款方式为带外币回乡，中山又出现了可直接用港币购买的友谊商店、免税商店。后来，不少进口商品亦可在富华、国际、京华等涉外酒店用港币买到，兑换券在中山自行退出流通领域。

50、60年代是一个几乎一切都要凭证的年代，落实到每个市民的票证，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香烟票、工业券（限制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等）……此外还有凭户口簿购物证按家庭定量购买的日用品票证，如肥皂票、火水（煤油）票、灯泡票、火柴票、烟票、酒票、糖票……等等。逢年过节，又发放购买年货的特殊票证，花样繁多。

这众多的票证，从70年代中开始，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话来说：“票证时代在我国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要我讲讲票证，我的理解只是讲讲历史，讲讲有关经济原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