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 “中山县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下设“中山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办公室”,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和闲散人员下乡务农，至1978年底停止动员上山下乡。在此期间，中山一共动员安置知识青年22302人，其中安置本市知青12479人，动员到外地安置2830人，接收外地来本地落户的知识青年6993人。

[从四十年后的聚会说起]

2008年12月20日下午，中山博览中心迎来了一场与往不同的热闹。在宽大的展厅里，摆放了两百围桌椅，近三千名五六十岁的人士聚首一堂，他们并不介意座位紧迫，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台上台下共同和应唱着六、七十年代的歌，听着忆苦思甜。餐台上当年常吃的食物如蕃薯、芋仔、蕉头、南瓜，吃得满香。

这是一场中山知青纪念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四十周年的聚会。他们当中，有在中山退休的人士，有来自广州、海南、香港、澳门的，还有的是专程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专程赶来。据组织者介绍，这个聚会原计划三百人参加，因反应热烈加到一千人，后再增到两千人，举办的这一天实到近三千人。

同样，在2004年，一次名为“知青重返第二故乡感受中山巨变”的活动中，报名的名单有两千多人。

这类活动反应如此热烈，是因为知青岁月是一个难以抹去的记忆，其中相搀走过的历程、共同拥有的悲欢，早已化做一团浓浓的情，这团浓浓的情需要在他们曾经奋斗过的那片故土上化开，许多知青也渴望有机会团聚、沟通。这是知青活动最打动人之处。

[中山早期的知青]

早在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1956年，中央又把上山下乡的问题列入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里，正式提出了“上山下乡”这个词。　　

从此，就有一些城市知青自愿到农村去，到边疆去。1956年1月中山就曾安排石岐镇富余劳动力到古镇参加生产劳动，一部分人下放去海南岛。直到1964年7月，中山才成立了“中山县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领导组”。截止1967年5月统计，全县几年来先后安置下乡知青4091人，中山动员到外地安置648人。

这个时期接受安置的形式主要分插队安置和农、林、茶场安置两种，接收的知青又以广州、佛山等外地知青为主。动员本地知青劳动的数量不多，以致一直未能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这个阶段，中山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比较稳妥，每名知青按所到农村不同都获发有一次性165至300元不等的安置费，每月有生活、医疗、福利等补助，大多数知青思想比较安定，不少知青成了农村技术骨干。但也出现了住房没有解决好、挪用安置经费等问题，致使约有一半的青年生活不能自给，偷渡港澳现象出现。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作为文化大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次政治运动。当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红卫兵运动已到了失控的形势，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几乎家家都有“知青”上山下乡，送儿下乡，送女务农就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上山下乡的形式]

“文革”期间，中山的知青上山下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68年以前，中山以接受广州等外县市的知青为主，1968年以后，则以动员、安置本地知青为主。从1968年到1972年，全县动员知青到外地安置的共2830人，主要是到海南广东生产建设兵团、省红旗农场（位于今珠海市斗门县）和到番禺、高鹤等地插队，其中安置到兵团的多达1965人。

1973年前，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到农村集体插队和分散插队，也可投亲靠友，全市先后有25个公社390个大队（农科站）接收安置了15166人。

由于许多政策的不到位，知青工作出现了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知青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1973年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主要形式，改到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农场。中山先后办起国营农林场5个，镇办林场3个，战线（局）办知青场12个，社办农林茶场9个，先后共接受安置知青4306人。

[风雨过后的回想]

1978年12月10日，中央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出现历史转折。1978年底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重点转入从下乡知青中招工、回城和解决他们的遗留问题等工作上。 至1985年，中山回城人数达20953人。

曾任中山市副市长、曾在中山坦背公社当过七年知青的吕伟雄，对于自己的知青经历感慨万千，他说：“正是有七年知青生涯的历练，才会拥有现在的丰富人生和乐观大度的情怀。在风雨中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兄弟摸爬滚打了整整七年，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2万多名的中山知青中，吕伟雄是其中一名成功者，但我们还需正视，其中亦有不少失败者、逃避者，甚至因此而逝去者。但不管如何，今天仍健在的老知青，都极之珍视自己那一段非凡的经历，不然，今天就没有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隆重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