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国内许多仁人志士，纷纷走上了革命或改良的道路，为的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中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最为引人注目。本文探讨了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之前与康有为几次合作未果的经过，作为维新派的康有为，与革命派的孙中山由于思想主义的不同，在近代中国历史非常时期，一再拒绝与孙中山的合作，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也铸成了他一生中的历史性错误。

孙中山与康有为几次交往未果经过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获得毕业执照。同年秋，由澳绅曹子基、何穗田与港绅陈赓虞资助，在澳门组织中西药局，挂牌行医。1893年下半年，孙中山迁至广州行医。时康有为在广州讲学，并喜览西学译本，经常出入广州双门底一家圣教书楼。开设此书楼的是一位名叫左斗山的基督教徒，也是孙中山的好朋友，因而孙中山借得此书楼一间房开设诊疗所，并以此暗中物色革命同志。1894年初，“时总理假圣教书楼悬牌行医，因康常在该书楼购书，知其有志西学，欲与结交，爰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总理以康有为妄自尊大，卒不往见。”陈少白在他所著的《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中也有详细记载：“我想到那年的春天，我和孙先生特地到广州去找他，到他那广府学宫里面教学的万木草堂，刚巧他还没有开学，没有见着。”1895年10月，孙中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之时，康有为等人在上海主办《时务报》，在澳门主办《知新报》，倡议改革，名噪一时。孙中山欲再次与康有为合作，派杨衢云、谢缵泰与康派代表康广仁、何易一在香港秘商两派合作事宜，终因种种原因而未果。
　　1897年秋，日本横滨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人在中华会馆发起组织华侨子弟学校，欲聘新学之士为师，请孙中山给予大力支持。孙中山乃与犬养毅等商量，拟在东京开设中国语学堂，“因可招我辈同志过来，名为教习，内可商议举事之策。”同时推荐梁启超充任校长，并代定名为“中西学校”。由是，该校总理邝汝磐持孙中山先生介绍函赴上海拜见康有为。康有为以梁启超刚方任《时务报》主编为由，特派徐勤代之，并助以陈荫农、陈默庵、汤觉顿等数人任教师。同时，觉得学校冠名“中西”二字不雅，遂更名“大同”，并手书“大同学校”门额相赠。徐勤到达日本后主持大同学校校务，与孙中山、陈少白常有来往，讨论时政得失，颇有一些共同语言，两派合作似乎有了一点起色。但是，好景不长，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改革，同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这样，康有为骤然显要起来，以帝师自居，其门下弟子徐勤等人也跟着显摆起来，认为维新有色，中国有救，倘若继续与革命党来往恐怕会影响他们的维新大业，遂日渐疏远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这样一来，两派遂日渐疏远，合作事宜终未果。　　日本友人有意促成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
　　1897年8月16日，孙中山从英国伦敦转道加拿大乘英国“印度皇后号”抵达日本横滨。经日本友人曾根俊虎介绍，孙中山先后会见了宫崎寅藏、犬养毅、平山周、可儿长一等日本友人。其中，与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交往以来，曾多次笔谈。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谈到了与改良派（康有为等）合作事宜。孙中山曾对宫崎说：“弟近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宫崎回答说：“是也。康先生或梁先生此两人中一人来此地与先生商议，万事可望也。”孙又说：“康断不能来。因他在中国亦未有公然出名，此反映新闻纸而言。若他来此，必大招物议，因弟在此也。梁氏或别位已可。弟不过欲彼到来报知中国现在情形耳，因弟离国已有二年，各事已有多变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孙中山一直希望与维新改良派合作，共商国是；二是孙中山也深知康有为的固执，且始终放不下他那“帝师”的身份。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从而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英国炮舰的护送下，从上海乘英轮邮船“巴拉勒特”号躲入香港。港督勃来克为安全起见，安排康有为暂住在香港警察署的楼上。当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正在香港，见康有为“敝衣垢面，眼光明亮，面有愁容”，有心促使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以便打开中国的新局面。但因当时孙中山不在香港，同时香港也不是康有为的久留之地，宫崎寅藏也就未谈及此事。
　　宫崎寅藏在香港接走康有为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康亡命香港、去向未定之时，听说李盛铎取代黄遵宪做清廷驻日公使，康立即敏感到“这是事先估计我将去日本而采取的行动，他们的本意实际上是要杀害我”，因而不敢到日本去，前去救援的宫崎寅藏（滔天）斥责“康门弟子何其胆小，假如老师不幸命丧刺客之手，你们就应该代他完成遗志，否则就只有和老师困守在这儿，终生无所作为”。名为骂学生实乃骂先生，康有为这才下定决心。宫崎感到康有为“是个优柔寡断的策士”，一个“故作矜持自重”的“扭扭捏捏的策士”。
　　此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对康有为维新运动遭到镇压，被迫亡命天涯的境况非常同情。孙中山认为，现在康有为情况如此狼狈，以为康派会在失败中有所醒悟，为了珍惜与维新派的友谊，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进行中国革命。孙中山便托宫崎寅藏等人向康有为再次致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也正有此意，便带着孙中山的殷切期望去见康有为。谁知康依然是以帝师自居，自称身奉光绪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托故不见。他一方面担心与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党首领来往，于自己将来的活动有碍，另一方面还是内心深处的主角意识在起作用。对此，1898年10月25日，陪同康有为到达日本的宫崎在《三十三年之梦》中有详细回忆：
　　“次日孙逸仙来访，要我介绍与康先生会晤。康托词拒绝。孙先生之所以要见康，并非在主义方针上有如何相同之处，而只是对他当前的处境深表同情，意在会面一慰他亡命异乡之意，这实在是古道热肠，一片真诚。而康先生之避而不见也自有其理由，盖从清帝看来，孙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级。孙先生之视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机想一蹴而就推翻他。而康先生虽然中道挫折，亡命异国，但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自己作一个幕后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无论从以往的情义上，从怕受人怀疑这个利害的观点上，不愿会见孙先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我国的有心人士，却莫不为之惋惜。甚至有人费尽心思斡旋他们秘密会面，但终未能成功。不仅如此，在无知之辈中间甚或演出互相倾轧的丑态，竟至有人捏造谣言来中伤孙先生，以致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疏隔，的确令人遗憾。”
　　康有为拒见孙中山，事为犬养毅所知，他不希望中国的新党因此而有隔阂，就约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有为、梁启超四人一起到他的早稻田寓所会谈。除了康有为，其他三人都来了。梁启超说康有事不能来，特派他为代表。当天，三人各抒己见，详细讨论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到第二天早上才散去。几天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到康的住所拜访，康、梁一齐出现，在座的还有王照、徐勤、梁铁君三人。陈少白痛陈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不足以救中国，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现革命大业。康的回答是：“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陈少白反复辩论三个小时，康的宗旨始终不变。对于这次会面，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有详细记载：
　　“我对康有为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帮他们呢？’康有为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我说：‘要是先生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你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物，那么你不能为了今上待你的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所以请先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国……’康有为没什么好回答，只说了‘今上’怎样好，差不多比尧、舜、汤、武都要胜过几倍。我同他三个师弟反复辩论了三点钟，末了他还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就说我们改日再谈罢。就告辞出来。”
　　当时，康有为门下弟子唐才常等人与革命党人商讨在长江流域各省起兵反清的计划时，仍主张孙、康两派联合以壮大革命势力。孙中山甚至还诚恳大度地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孙中山的坦荡胸怀使唐才常深为感动，主动提出愿再约梁启超向康有为进言。孙中山深知康有为性情固执，纵使自己有合作诚意，也难以如愿以偿，劝唐才常还是不要去碰壁为好。至此，两派合作之事遂不再提起。康有为也于1899年春离开日本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皇权被彻底废除，对康有为的通缉令也就自然解除了，康有为于1913年返回国内。回国后，康有为曾请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别开生面地写道：“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二十七字高度概括了他环游世界的生涯。此是后话。

孙康合作未果的原因

　　孙中山与康有为两派合作最后无果而终，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人的思想和观念不同。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即使孙中山提出若两派合作后可奉康有为为首领，仍然不能打动其心，由此可见其性情固执之极矣。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就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在英国伦敦被难以后，1897年初，孙中山说：“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其实，早在19、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便已通过西欧和日本传入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初，中国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强烈向往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以很大的热忱学习、探索、宣传和提倡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先驱。这中间，对社会主义思想提倡最得力的是孙中山，梁启超就曾说过：“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大会通过了以孙中山在两年前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不久，孙中山又在《民报》发刊词中，对这个纲领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就是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民族独立的中国，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民族革命。这是同盟会纲领的核心，是革命的最高目标。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康有为变法维新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康有为的保皇思想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然则必欲予民权自由，何必定出于革命乎？革命未成，而国大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然则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始终不能从维新运动被镇压的现实中醒悟，封建王朝是难容任何新派人物改革的，清廷反动统治者是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共同敌人，康、孙两派本应联手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这也是维新派惟一正确的道路。可惜的是，康有为始终放不下他那“帝师”的架子，总是迷信光绪帝恢复权位后，还可再行新政这一错误想法，一再拒绝与孙中山的合作，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也铸成了他一生中的历史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