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位海难的洋水手说起

　　在清朝中叶，能懂洋话的中国人可谓凤毛麟角。《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道光十五年（1836年）七月二十一日早晨，在福建泉州府晋江县附近海边有一位洋人游水上岸，周身皆湿，并无携带物件。该洋人年约30来岁，头上留发，面黑，目圆，身短，究系何国之人，由于语言不通，福建省的官员无从译讯，于是请示朝廷，将该来历不明的洋人送到广东香山县之澳门，终于弄清他是英吉利所管辖的玛鲁国人，在英船上当水手，船遇风暴沉没，他抱着一段木头漂至福建海岸。
　　这则事例说明，当时整个福建省无一人懂得那位洋水手的语言，于是，只得借助于广东香山县之澳门地区的洋人和当地人，才能弄清那位海难水手的身份。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在这些不平等的条约签订时，中国方面竟然连一个精通外语的人才也找不到，只能听凭外国侵略者任意欺蒙。为了培养各种翻译和外交人才，在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等的奏请下，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8月在北京开设了同文馆。
　　同文馆又称方言馆，实际上就是一所外语学校。它最初只有英文馆，后增加俄文馆、法文馆，1866年以后又陆续添设了天文算学馆、德文馆以及东文（日文）馆，并聘有外籍教师。同文馆完全按正规的学校来办，学生不仅学外语，也学中文和自然科学。除了北京同文馆，一些省份也开设了同文馆，如香山人郑藻如，就曾掌管过广东同文馆。

香山人学习外语的途径

　　通过同文馆学习外语，当然是最方便最正规的事，但同文馆并非人人可进，对于香山人来说，学习外语有另外的途径。
　　当年，由于澳门是洋人合法的居住地，当地香山人与之共同生活，尤其是商贸的需要，或多或少掌握了一些洋话；《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道光六年（1826年）正月初五，澳门华人严亚照到熟悉的西洋人鄂华祖家探望，遇到鄂华祖患病，鄂华祖的雇工、洋人玛比厄尔即款留严亚照在家饮酒致醉，两人又同往东望洋海边玩耍。在玩耍中，严亚照误踩了玛比厄尔的脚面，玛比厄尔斥骂严亚照瞎眼，致相争闹，严亚照掌批玛比厄尔脸颊即跑走，玛比厄尔拔刀刺伤严亚照，致使其伤重身亡。这虽是一幕不该发生的惨剧，但也告诉我们，澳门华人严亚照因和洋人常有来往，不仅学会了洋话，还交上了朋友。
　　此外，有些香山人，因有出洋求学、谋生或经商的需要，很早就自觉地学习外语。如香山南屏人容闳，1828年生，1841年入澳门马里逊学堂，1947年赴美留学；如容闳的堂弟容星桥，生于1865年，居住在南屏，毗邻澳门，他4岁便从洋人学习英语，1874年9岁时便成为官费留美学童。珠江口东岸的香港，也是香山人学习谋生的另一去处，1883年，孙中山与陆皓东就开始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
　　香山人的外语水平高，尤其是英语水平高，与香山作为著名侨乡有密切关系。早年的香山人，即大批侨居美国的两个“山”，即檀香山和旧金山。
　　檀香山远在太平洋的中心，是孤零零的一处群岛，离香山县少说也有6000海里，香山人怎么会去到那儿？第一批踏上这片群岛的香山人，恐怕难以考究了，但肯定有那么一批香山人，漂洋过海发现了这片群岛，在这个与香山县气候相当、适宜创业而又受欢迎的地方，他们住了下来，通过勤劳的垦殖，得到了发展。于是，他们回乡，招徕更多生活贫困的乡亲。于是，香山县人大批赴檀香山谋生。1879年，年仅13岁的孙中山也到了檀香山，入读当地的意奥兰尼学校，孙中山通过艰苦的努力，很快熟练地掌握了英语。
　　美国三藩市因为出现金矿，华侨就把三藩市称做旧金山。据旧金山《阳和会馆碑记》载：清咸丰初年（约1851年），广（府）肇（庆）居留于旧金山者不下十数万人，而又以香山县人为多。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影响的香山名人欧阳庚、唐绍仪、程璧光、张惠长、杨仙逸、杨官宇、吴铁城、程天固、程天斗、朱卓文、陈耀垣、王棠、黄骚、陆灿、姚观顺、李禄超、方日英等，都曾在檀香山和美国学习和生活过。
　　除了两“山”，香山人还到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吕宋等流行英语的地区。如马应彪、欧阳民庆、郭乐等便是澳洲著名的华侨富商。
　　出洋谋生者有的一去不复返，有的也中途回乡，如孙中山于1883年7月返乡，后又再度赴檀香山。据统计，1852-1882年间，光檀香山华侨回乡省亲者就达4000多人。香山华侨在侨居地，粗通外语尤其是英语，见过世面，即使回到家乡不再外出，也有作为。充当行商、买办，便也是谋生致富之手段。  

近年来，随着我市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发展，请外籍教师授课的学校越来越多，学习双语已成为吸引生源的“金字招牌”。
由于外籍教师授课风格风趣幽默，知识渊博，备受学生和家长的青睐。图为中港英文学校的外籍教师在给学生上课。文智诚 摄　　

香山人最早学习世界语

　　1887年，波兰学者柴门霍夫创制并公布了世界语。柴门霍夫希望以世界语促使世界各国的平等相处。据中山市世界语协会前会长陈永曦介绍，世界语在香山有光辉的历史。早在1908年，香山近代文坛“怪才”苏曼殊在日本东京与章太炎、宋教仁、朱执信、鲁迅和周作人等参加同盟会机关刊《民报》社举办的世界语讲座。他是最早学习世界语的香山名人。1911年，香山人杨子毅（1935年中山县县长）在上海学世界语。孙中山先生1911年12月在上海任中国世界语同盟主席。
　　1912年春香山籍同盟会员刘师复、郑彼岸、郑佩刚、莫纪彭等在广州西关“平民公学”附设世界语夜校学习。1913年香山人郑道实（1926年中山县县长）邀请黄尊生（WongKenn）来香山县城开班讲授世界语，学员有二三十人，皆为香山教育界之名流。这是香山最早的世界语班。
　　刘师复的三个胞姐妹，无等、无为、无放于1916年在上海参加华星世界语传播社。无等编写的《世界语——汉文新辞典》1922年在上海民智书局出版。郑佩刚则负责多种世界语刊物印刷、出版工作。
　　尽管世界语最终未能成为世界统一的语言，但从学习和宣传世界语这一事，充分体现了香山人放眼世界的胸怀，以及乐为天下先的精神。　　

外语优势产生香山买办

　　香山文化内涵丰富，学者将其概括为方言文化、民俗文化、洋务文化、商业文化、华侨文化、名人文化、思想文化等。其中，洋务文化又称为买办文化。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11月，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广州城对外通商。外国商人到广州之后，他们的买卖只能够由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负责，甚至连起居行动亦要由行商负责，行动受到许多限制。
　　什么人才能当上行商？不用说，首要条件就是懂外语！在同文馆尚未开办之前，谁懂外语？于是，香山人无疑占了先机。在广州十三行中充当行商的，许多都是香山籍人，如吴健彰、刘丽川等。鸦片战争后，行商慢慢发展成买办。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外贸中心从广州移到上海，广东商人也纷纷北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香山人。会说英语的吴健彰后来当上上海道台；刘丽川成为小刀会首领。据学者考证，1853年前，上海有广东人8万，其中香山人有2万多。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势力的扩大，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和商人增多，当买办的中国人也就越来越多。尽管学术界对买办和买办阶级的定性还有所争论，但是，有几位著名的香山买办，则享誉于中国近代史。
　　唐廷枢，1832年出生于香山唐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先后在香港巡理厅、大审院任翻译，后又被引荐到上海海关任副大写、正大写兼总翻译。1863年，在自办“修华号”棉花行与英怡和洋行贸易往来几年后，他出任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直至十年后被选中担任招商局的总办，成为了杰出的实业家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连李鸿章也感叹道：“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另外还有香山拱北北岭村的徐润、三乡镇雍陌村的郑观应、郑翼之、金鼎的莫仕扬等著名人士。
　　香山买办具有裙带性，一人当买办，往往带动家族亲友，如莫仕扬家族，在太古洋行充当买办者就达千人，提高英语水平，肯定是他们的必修课。香山人、上海新新公司总经理李敏周遇刺身亡，李妻即请了专门的英语教师，教习其幼子李承基，她知道，学好英语，儿子才能继承父业，管理好现代化企业。唐廷植、唐廷枢兄弟，虽是商人，但深知英语的重要，专门编纂了《英语集全》，以供子侄及国人学习。
■结束语
　　近代百余年，香山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其中也包括外语的学习。这一大批掌握外语的先进人物，了解西方世界、开展洋务运动、进行工商贸易、振兴民族经济，成为了引领时代的先驱者。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语学习更显得重要。中山的学子们，应继承先辈勇于创新的精神，努力掌握外语这门工具，在未来世界的大舞台上更好地施展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