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述的几则史料，会使人突然产生“先前阔”的感觉，原来我们也有腰杆子挺硬、控制着洋人行踪去留的时候，康熙、乾隆皇帝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吸取外国先进科技方面，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乾隆及其后的大清统治者，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锁国至一百多年，不肯走出大陆，不知创造海洋文明，不敢平等地与外国通商，最终只会落后；而落后，就遭欺侮。今天，我们正致力建设富强国家，创建和谐社会，从某些历史事件中，吸取这样或那样的启示和借鉴，是很有必要的。

葡人借居澳门

　　文中所说的“洋人”，主要指西洋人。元朝时，《马可·波罗游记》使西方人对东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现了探寻东方世界的狂热。明朝后期，天主教耶稣会教士、西班牙人方济格·沙勿略来亚洲传教。1551年，他乘葡萄牙船只进入中国珠江口的上川岛，次年死去。1553年，几艘葡萄牙商船组成的船队在澳门附近海域遇到风涛。他们避难澳门，借地晾晒，明朝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收受了葡商的贿赂后，准许将澳门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泊港口。《澳门纪略》中有记载：“葡人初入中国，寄碇澳门，是处有大庙宇，名曰妈阁，葡人误此庙之名为地名，故以初到者以名其地，各国历史中称中国澳门为马交，其名当起于此。”
　　1557年，当时被明朝政府获准在广东口岸从事贸易活动的葡萄牙人，不顾东南亚南海各国和中国贸易的惯例，在进行贸易之后并没有将船舶撤出，而是擅自在澳门修筑房屋并居住。为了能够在澳门长期立足，葡萄牙商人绞尽脑汁贿赂明朝守澳官员，使得明朝的官员对此不法行为不予干涉，从而使葡商能够造成暂居澳门的既定事实。此后，有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移居澳门，并成为西方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而仍为广东香山县管辖的澳门，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中国人尤其是香山人了解西方世界的一扇窗口。

　　　　　　　　　　

康乾善待澳门洋人

　　康熙皇帝曾东征西讨，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何不驱走那些葡国人？原因应该很简单，康熙皇帝并不认为澳门被外国人占领了，他还可以利用那些葡国人“代守险要”。因而，他还给予澳门葡人不少优惠政策。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中，有史料恰好证明这一点。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五月初十日，两广总督杨琳上奏说，澳门的葡国人已有万余口，士兵起码有百名，以海上贸易为生，每年需要2万余石麦面，须得以贸易跟内地换取，如果葡人生事，断其麦面，则会饥馁自毙。所以，澳门的葡人安分守己，还要感谢中国皇上的恩典。他还提到来往澳门的西洋船所装载的货物，以及澳门的西洋人进献给朝廷的物品。康熙的朱批通俗易懂，就三个字：“知道了。”
　　据载，康熙，包括其后的乾隆，都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人，在康乾时期，外国来华的商船不少，有些因风暴船被毁坏，或水米断绝，避难于澳门，清廷也会给予帮助，接济水米，修理船只，到合适的时候发遣归国。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两广总督马尔泰、策楞的奏折中，都可以看到清廷如何善待暹罗、安南、吕宋、荷兰等国遇难船只的事，表现出大国风范。此外，从两广总督阿里衮和广东巡抚的奏折中，也报告了葡萄牙国王派遣使臣到澳门并赴京“朝贡”并“感恩”的事。由此可见，当时清朝和葡萄牙的关系是不错的，清朝并无受侵略的耻辱。

天主教教士进入中国

澳门被葡萄牙人借居后，也很自然成为西方向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基地。
　　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鉴和巴范济经澳门进入广东肇庆，获得两广总督许可，在一所佛寺中居住，开始了在中国传教的探索。
　　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先到肇庆，后到韶关，后又移居南昌。利玛窦易僧服为儒服，与士大夫讲学论道，尽可能地把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义糅合。他还介绍欧洲的算学历法，绘制《万国舆图》，把一些西方科学知识传入我国。1601年，利玛窦终于进入北京，在北京传播天主教。
　　1620年，教士汤若望受葡萄牙耶酥会的派遣到中国传教，到达澳门，两年后入广州，旋往北京学习汉语，不久赴西安，进北京，以他的知识深得明朝崇祯皇帝以及其后的清朝顺治、康熙皇帝的宠信，使掌管钦天监正，并参与宫廷中最机密的事件。由于汤若望得宠，天主教的影响也急剧扩大，领洗入教的有十余万人，因而西方教士来华进京者络绎不绝。澳门是他们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史料。
　　康熙朝的大清，太平盛世，堪称当时世界一大强国，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必须得到地方官、甚至当朝皇帝的批准，才能在指定地点传教，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中国的律令。可以说，一切主动权都操纵在中国手中。无论利玛窦、汤若望，还是其后的南怀仁、白晋等，为传播福音，吸收教徒，必须穿儒服，讲汉话，学习中国的礼乐习俗，尊重中国崇孔祭祖的传统，方能受到当朝政府的礼遇和厚待。因而，对于基督教，清廷是采取包容态度的。

　　　　　　　　　　　
澳门的嘉谟圣母堂        　　　　　　　　　　              澳门的圣方济各圣堂

在华工作的“洋技师”

　　清初，平定台湾前，清廷实行“海禁”，但仍开放澳门一处；平定台湾之后，清廷允许人民造船入海，辟澳门等四处与外国通商，只是，清廷设立“公行”，由公行垄断对外贸易，杨琳奏疏中写到“南洋不许中国人行走”，说的就是此事。随着西方各国东来商人增多，他们在中国沿海的非法活动也日益加剧，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仅留广州一处对外通商口岸。此后，广州包括澳门的地位就显得非常重要。
　　乾隆皇帝虽然“闭关锁国”，但并没有断绝与洋人的交往，清朝的天文台——钦天监的正、副负责人一直由洋人担任，因而，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主要是洋人。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中，可以找到不少西洋人来华请求进京服务的史料，颇有意思。那些要求上京或被物色推荐上京的西洋人是否都是“教士”，在中国官员的奏折中没有明说，但都注明是“专业人士”，是属于来中国的高级“打工者”，因而，我称之为“洋技师”，可能也妥当。
　　1759年1月31日，广东巡抚托恩多奏，西洋人安国宁、索德超获准由澳门进京。安国宁、索德超二人“素谙天文”；1760年4月2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法国人方守义、韩国英及意大利人常国泰由澳门到省即将进京。方、韩二人“素习天文、水法”，常国泰“素习吕律、外科”……
　　从上可知，能够在中国谋得一份职位的，应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医学家、美术家、音乐家、钟表匠等，要得到朝廷甚至皇帝的同意，才能任职，也不是容易的事。

中途返国的“洋技师”

　　来华的洋人，是终生居住在中国，还是来去自由？利玛窦和汤若望是死在北京葬在北京的。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俱为明清时西方传教士中远来中土、传播西洋文化的开拓者，尤其像汤若望这样的异乡人，历明清两朝，经过战乱，毕生致力于传教与科学事业，为东西方交流开辟了道路，并对当时的皇室以至整个国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是难能可贵的。
　　之所以想到写这一节，是看到《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中记载了多位中途回国的“洋技师”，觉得很有意思。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九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说，西洋人岳文辉、杨进德、常秉纲三人愿意来华工作，但因父母在家，估计他们希望订个合同，只打个“短工”，结果，清朝“老板”要招的是“长期工”，岳文辉等便被遣返了。
　　如果“洋技师”家中出事，莫非也不能返国？这也未必。嘉庆十年（1805年）十一月，户部尚书禄康奏说，西洋人慕王化接到家书，胞兄病故，父母年迈无靠，希望“准身暂归调理，以慰双亲之悬望”。慕王化的请求，得到嘉庆皇帝的恩准，派人护送他一直到澳门候船回国。这事体现了清廷的人情味，值得一赞。
　　是否“洋技师”来华，肯定可以安排工作？一封奏折否定了此事。嘉庆十年（1805年），西洋人苏振生、马秉乾来华。一位广东官员护送他们上京，到了德州。大学士禄康上奏：“现钦天监通晓算法者，并不乏人，请将西洋外夷苏振生、马秉乾二人仍令回国。……”嘉庆的朱批为“甚是”。结果，二人未见“老板”即已“下岗”。原来，钦天监也有额满之时，洋人求一职也不易。
　　进入钦天监，是否就捧得“铁饭碗”？这又未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有一上谕：“西洋人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德天赐四人，学业未精，留京无用，俱遣令回国……”高临渊四人，是否洋人中的“南郭先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期”，证明其“学业未精”，在“竞争“中丢了饭碗，则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