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星、电影摄影、洗印、摄影大师,黄绍芬足足在艺术之路上跋涉了七十年,七十年的艰辛,七十年的辉煌,却是绽放异乡。与同是1911年出生,同是中山籍的著名导演郑君里相比,黄绍芬的名字在这片土地上略显寂静,尽管他们拍摄的百部名片,足以绕地球数圈,其两人共同合作的《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等皆成中国电影艺术经典。
    2011年7月8日,由市文广新局特别策划的"百年风华--郑君里、黄绍芬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山市群艺馆启动。从当日起至7月31日,市群艺馆二楼展厅展出"百年风华--纪念郑君里、黄绍芬诞辰100周年图片展"。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电影城也于7月8日至14日举行郑君里、黄绍芬电影展播周,放映两人合作拍摄的电影。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记者有幸采访了两位电影艺术家的后代,而黄绍芬的儿子黄宗炜也携带着收藏了几十年的珍贵老照片与家乡人分享,乘着光影的翅膀,两位中山籍的电影艺术大家重新回到故里。百年风华,故乡人得以一睹文化巨匠的绰约风姿。
    文字是干枯的,照片却能瞬间带领我们飞向那个时代的鲜活。
    ■摄影师辞工给了父亲一个机会
    黄绍芬的儿子黄宗炜介绍说,因为当年文革时,郑君里伯伯家里抄家厉害,许多珍贵照片都遗失不见,虽然自己家里也有此厄运,但相对来说还并不严重,所以很多画面就被父亲保存起来,他最喜欢的当数这张父亲的独照,神形俱佳。
    “这张照片代表父亲当时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地位。那是1959年建国十周年,《上影画报》即将对十周年建厂做一次盘点,在这一期的《上影画报》封面上便登载着十年来上影摄制的众多优秀电影海报,而在电影海报正中间的正是父亲那勃勃生气的形象。当时的他已经成功拍摄了 《故都春梦》和 《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夜店》、《假凤虚凰》、《女篮五号》、《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聂耳》、《母性之光》等众多优秀影片,在上影厂的地位无可撼动,登上了事业的最高峰。”
    黄绍芬提起父亲的成就充满了自豪:“父亲15岁做演员成为童星,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不甘心一辈子如此便偷偷学习摄影,自学成才成为明星公司的摄影师。这得多谢当年拍《故都春梦》的摄影,因为他突然不干了,父亲便自告奋勇填上这个空缺,没想到这一干便一发不可收拾,《故都春梦》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在黄宗炜的眼里,父亲绝不是老古板,而是一个心态年轻,十分时尚的人,“你看他的着装永远是充满朝气的,头发也会梳得一丝不苟,这是一种精气神的体现。”
    ■用玻璃丝袜蒙着镜头呈现完美阮玲玉
    无论是《三个摩登女性》,还是《故都春梦》,我们看到了几位香山人精诚合作的艺术结晶。照片中的阮玲玉或笑靥如花或低首蹙眉,仪态万千。黄宗炜说同为香山人,郑君里、父亲与阮玲玉惺惺相惜,阮玲玉演技高超,无论是村妇、妓女还是教员,她都拿捏得相当到位,是位天生的演员。唯一的缺陷是因为小时生过天花,脸上有些斑点,皮肤有些凸凹不平,特别是到了摄影师用近镜头时,就会暴露出来。
    “为了更完美呈现影后的面容,父亲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他找来玻璃丝袜蒙在镜头上,还在上面挖一些洞,通过光线的明暗的变化和丝袜的朦胧来糅合调整镜头中演员的面孔,让阮玲玉面容皎洁,光彩照人。”
    其实如此具有创新性的“巧方“经常在黄绍芬的手下诞生,黄宗炜还讲了个故事,当年拍摄《林则徐》时,因为条件所限,不能实景拍摄,为了呈现海上战场的波澜壮阔,轮船在海上颠簸摇晃,黄绍芬就把摄影机架在水面上上下左右来回晃动,通过相对运动来表现片中所需要的画面。
    无论是《聂耳》、还是《枯木逢春》,抑或《林则徐》,片场上,郑君里和黄绍芬总像形影不离的战友,并肩作战,他们俩是上影厂出了名的“最佳搭档”。黄宗炜说两个人很少有创作上的分歧,特别有默契,三部片子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与他们的友谊和艺术上共同的探讨分不开的。”
    黄宗炜介绍说,平时两个中山人都在生活上相互照顾,艺术上也共同追求进步。“郑君里逝世后,父亲悲痛万分,曾经两次在报纸上写过悼念文章纪念郑君里。父亲精心地保存着所有与郑伯伯的照片,没事会偷偷拿出来翻一翻,后来照片传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一张张地把它扫描好存放起来,这是父亲那一代人的记忆,不能在我们手中断灭。”
    ■父亲拒绝为我的工作动“关系”
    对于黄绍芬拍摄的所有影片,黄宗炜都如数家珍,但最让他自豪的却是父亲的一次“罢工”。而因为这次罢工,父亲也从此离开了电影工作数年。
    “那时日伪侵占了上海,他们想拍摄一部反映大东亚共荣圈的反华影片《春江遗恨》,由中日双方各派一个摄影师,当时颇具名望的父亲就成为中方摄影师的候选人,父亲得知后坚决拒绝,为了断了日伪的念想,不引起其他麻烦,父亲干脆从电影厂辞工,到化工厂里做一名职员,直到解放后他才开始复工,这样爱国的行为在当时的电影界传为美谈。”黄宗炜也为父亲的民族气节而骄傲自豪。
    但到了文革中,黄绍芬也未能幸免,“反动”的帽子扣了一大堆,他被关进牢房还派到干校去劳动,等黄宗炜从北影毕业后,因为家庭出生问题,没有一家电影制片厂敢要他,这让他心灰意冷。“当时感觉没机会从事电影工作了就改行去了医院,父亲还是很支持的,要我走自己的路,闯自己的天地。文革结束后,父亲得到平反,而我还想重回电影界,想让父亲帮忙从中做工作,但是父亲却拒绝了,他说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再反悔,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一番天地。”黄宗炜听了父亲的话,在医院里勤勤恳恳,一直干到了退休。“父亲说的对,哪里都会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就看你是否愿意自己去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