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澳门教育文化艺术协会邀请，家母将於六月下旬赴澳门举办《郑淡然花卉画展》。

　　这是她在阔别澳门近半个世纪之后，首次在澳门举办的个人画展。

　　澳门是她在近八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四十年代初，也就是抗曰战争时期，一代宗师高剑父先生率领全体春睡同仁，从广州迁往澳门避乱，寂静的普济禅院，一夜间成了弘扬岭南国画的圣地，家母就是这个艺术团体里的重要成员之一。而我，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呱呱堕地，降生到世上的，虽然那时年龄太小，无法为这段逝去的历史作出见证，所幸曾躬逢当年盛会的许多前辈都还健在，谈起当年的一切依然眉飞色舞，令人悠然神往。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舂睡画院迁回广州，家母先是在广州南中国画学校任教，稍后又因照顾患病的外婆而回到中山，没想到她与澳门的这一别，整整半个世纪后才又重履故地。

　　一九八八年儿月，值《澳门、中山、新会书画展》在澳门揭幕之际，家母以中山市美术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澳门访问。她带去了两件画作，一件是近作，另一件则是四十年代创作於澳门的旧作《紫薇》。她通常不大主张在作品上加题款，这一次，却破例在画面的空白处补题了一百多字，记录下她对即将重履故地的感慨：

　　“是画是抗战随高师客次濠江，吴节薇世伯假我画室其苑，时值洋紫薇盛放，所写生也。十年浩劫，过去写作尽遭毁去，偶于残纸零页中觅回，劫后仅存此！此次澳门中山新会诗书画展邀参加开幕，重履旧地，访春睡画院故址，而老师及诸学友多已作古，不知故苑花木仍在否？使我有山阳闻笛之悲。”

　　抚今追昔，自不免怅然，然而重履故地，重逢旧友，毕竟是欣喜多於感叹的。那幅《紫薇》还是在出发前装裱的，虽经匠师的精工装裱，其上的蛀迹摺痕宛然，有人为之感到遗憾，我看却不妨把它视作历史的沉淀，其凝重处何止力透纸背！

　　一首题写於近作上的题诗，可以展现她那刻心境的晴明，那是一首吟咏《木棉》的诗作：“爆竹声中岁序移，闲调彩墨写新枝。拨朱催促木棉发，愿比春风早些儿。”

　　诗、画均创作於丁卯（一九八八）年早春，室外的木棉树尚是光秃秃的，她却在“闲调彩墨”催促木棉在她的笔下生花了，“愿比春风早些儿！”这是一份何等难得的执著与稚气啊，须知，几天前，她刚刚渡过她八十三岁的生辰。

　　这次她应邀赴澳门举办花卉画展，所携来的画作中有一幅《落木棉》，画的是从树上坠落地面的木棉花，花事阑珊从来是古人哀叹人生无常的话题，她却一反其道，把坠在地面的那几朵木棉花画得依然是那么鲜亮，殷红如血。题款上用的是龚定庵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年逾九十的她早已参透了人生的真谛，绚灿归於平淡，安祥而又平和。我想，也许这正是她的长寿之道。虽说岁月不饶人，从十年前患上脊椎增生病之后，她的背部渐次佝曲，走路是不如以前快捷了。但据给她检查体格的大夫说，她的血压并没有偏高，心脏也大体正常，只要天不下雨，她依然坚持在清早进行适量的户外活动，之后，铺开笺纸，随意涂上几笔书画，兴尽而止，从不在乎完成与否。所以近年画作虽然不少，却每每不曾完成，或是没有签章。直到不久前应邀访澳，才从中整理了一批，补上题款，送去装裱，就为了这一点，也许我真的要向邀请者澳门教育文化艺术协会理事长佟立章先生暨该会理监事高谊表示感谢。不然，这批实际上已完成了的画作，大概还得成捆地以尚未完成的姿态摆在一旁。早前，有人建议她开画展，有人建议她出版画册，碰上这种场合，我这当儿子的，也只好唯唯诺诺，在一旁乾著急。

　　家母此吹送澳参展的昼作，有部份是旧作，例如《鸳鸯》（创作于二十年代）、《蛇瓜》、《紫薇》（创作于四十年代），但大都是最近十年的作品，尤以九十年代的作品居多。由此可知，年龄和精力并不是艺术创作的唯一要素，记得在小时候，我曾见到家母书写的座右铭。“艺术于人生以幸福，人生赋艺术以生命。”那时由於涉世未深，我对这一格言是僧懵然似懂非懂的，而今，在她琳琅满目的花卉精品面前，我是真个懂了。原来，艺术与人生之间的相依关系，是不可以寻常的价值观来衡量的，当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时，甚至连是否此后能藏诸名山、藏诸其人，也是无关要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