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1828--1912），号纯甫，字达荫。广东香山县南屏（今属珠海市）人。他是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大学毕业时，曾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格言勉励自己。回国后毕生致力于有益祖国和民族的事业，是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者和杰出的爱国者。

西方求学，立志为国谋福利

容闳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已立下谋求造福中国的伟大抱负。

1835年，7岁的容闳，开始入英国教士在澳门所设的西塾，后在美国传教士勃朗所办的玛礼逊学校读书。1847年1月，他与黄胜、黄宽三人随勃朗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深造，获文学学士学位。1876年又获美国政府授予法学博士学位。他能求学西方，有其内、外原因。内因是他自己在求学期间刻苦勤奋，不负众望；外因是父母思想开放，又得到外国友人资助从中学到大学的一切费用。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容闳就表露过其感激之情。在旧中国，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有传统士大夫思想的人，一般都不让自己的子弟到外国学习，唯望子弟在八股考试中高中，以谋取一官半职。容闳的父母不是这样，将他送进英人开设的西塾读书，期望他“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官员”。（容闳：《西学东渐记》、以下有双引号的，除注明出处外，皆出自此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父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但是，容闳的思想比他的父母更进步。本来他已于1850年加入美国国籍，可他忠于自己的祖国，1854年，又回到自己的祖国并一生为之奋斗。他的爱国思想形成并非偶然的，在青少年时代就已见端倪。

孟松中学毕业后，容闳由于经济问题几乎辍学。因该校规定：毕业于孟松中学，要到高等学校深造的学生，必须保证毕业后充当教士传道，校董方可资助费用就读。校董亦劝容闳循此路走，否则，就不予理会。容闳当时在美国，没有亲人，面对辍学还是深造的抉择，怎办？他首先想到的是：“此等条件，则不轻诺。”他笃志：“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作为教士，负责传道，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且“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为此，他毅然对校董诸人的盛意，“宁抱歉衷，不得不婉辞谢之。”这对一个求学异国的青年容闳来说，这无疑是一重大的决择。由此，可以看出容闳的胆量和气魄，可看出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正当他处于进退维谷之时，幸得旧友勃朗先生帮助，找到慈善机构——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才有就读大学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容闳的爱国思想更加坚定了。他认为自己既受西方文明教育，“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如何使其见诸实用？他认为，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是他的最终目的，亦是他毕业所追求的事业。姑且以他入世谋生的两事，以之印证。

在他任职上海海关时，本来薪金已较任职香港高等法院译员为优，且工作轻松；颇得闲瑕读书。就一般人看来，这是件美差事。可他却不以为然。何故？因他在海关目睹：中国船上的商人常与海关人员串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中饱私囊。他对此卑鄙之事，甚为不满。心想若长此下去，将会危及国人，与自己造福中国理想相悖，绝不应“混迹于此。”否则，会“自污名誉。”于是就以一藉口宣布辞职。这对于刚入世谋生的容闳来说，在当时的环境及条件下，能作出这种行动，是难能可贵的。

几次失业之后，容闳经朋友曾继甫介绍，认识宝顺公司经理韦伯，对他甚为厚待，想安排他到日本长崎做崎识分司的买办。买办之俸亦优，可他却认为“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实际是为帝国主义效劳，并非自己最终理想。他深谙自己虽然贫苦，但绝不能以此“屈就贱役，为稻粱谋”，乃毅然拒绝。所以韦伯评论：“容某虽贫，傲骨稜稜”后来只好安排他代表公司到内地做收买丝茶工作。

抨击清廷，同情太平天国革命

容闳读大学期间，正值太平天国革命，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各地民众纷纷响应，清朝统治岌岌可危，清政府不断派兵平叛，致使大批民众牺牲在清廷屠刀之下。1855年，回国后的容闳，在广州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大批受太平天国影响而起义的天地会员，悲愤至极，猛烈抨击清廷之屠戮，“出极残暴之手段”，“意在摧残方茁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罗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罪魁祸首，惟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人实尸其咎。”他痛斥叶名琛是“杀人恶魔，天所不容”，“不特为全国同胞唾骂，抑亦为全世界人民所鄙视。”

他从刑场回到寓所后，心中闷闷不乐，以致寝食不安，日间目睹之惨状，时时缠绕于脑海之中。乃深表同情，认为太平军的举动是正当的，并想“为之响应”。但为什么最后他没有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主要是他对革命路线有不同主张，他认为太平天国的鲁莽举动，“究非妥善之策”，他还认为挽救中国应“依一定的方针，循序渐进，庶可达予夙昔之希望也。”为进一步认识太平军，他于1860年前往金陵访察。途中看到“太平军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而太平天国管辖下的丹阳居民，“对于太平军较有信用，”虽是战争年代，亦能看到“商不辍业，农不辍耕”的繁荣景象。因而察觉到太平天国的政绩胜过清廷。#p#副标题#e#

1860年11月，容闳抵达南京，遇见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为了将自己谋得的西学，灌输于中国，曾向洪仁玕提出七项建议，具体地阐述了建设现代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针大计。因当时，洪仁玕没有掌握太平天国的实权，无法使容闳的有益建议如意实行。这使容闳进一步认识到太平

天国的事业虽然伟大，但“未敢信其必成”。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时，容阂还指出这场革命存在两面性。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为了反抗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以求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社会。“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的思想。”但同时容闳认为这场革命存在落后性和破坏性。他指出太平天国革命后期，加入大量游民分子，这些“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以此加入太平军，非独不能增加实力，且足为太平军之重累。”唯此，太平军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后，出现了“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况而愈下，”“足以销磨壮志，而促其死亡也”。容闳这些分析是非常中肯的，只可惜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未能认识，最后终于失败。

首倡幼童留美，开创历史先河

容闳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他努力实现自己提出的教育救国思想主张。

1863年，他投入曾国藩幕中，接受到美国购买机器、创建江南机器制造局的任务。至1867年，他建议曾国藩在机器厂附设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肆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自此成功后，容闳认为：“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既略著成效，前者视为奢愿难偿者，遂跃跃欲试。”1868年，他首先向志同道合的好友、江苏巡抚丁日昌上书清廷提出“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的教育主张。但他的主张一直被“冷藏”三年。容闳为使此事不被遗忘，恳请了巡抚常向曾国藩言此计划，以免日久淡忘。

1870年，“天津教案”事发后，容闳作为丁日昌的翻译参加处理此案，有机会面见曾国藩，直接向他提出分期分批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建议。经过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将容的建议奏请清廷，得到批准。具体计划是：四年内每年派12至15岁幼童30名共120名到美国留学，费用由政府负责。15年内学成归国。同时，派遣留美毕业生随往管理。为了实现这个教育计划，容闳积极奔走招生事宜，在上海办了预备学校，口广东、香港招生，又于i872年到美国作具体安排，至1875年，共选送4批幼童赴美留学。

在此期间，容闳除负责留学生委员外，还任留学生的监督。四批少年学生留美期间，都能爱惜时间，孜孜求学。思想品德良好。就连美国教育界一些著名人士都认为中国学生

“人人能善用光阴，以研究学术”。可当时清政府中一些人并不如此看问题，如曾任留美学生监督的陈兰彬、吴子登等人认为，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为“离经叛道之举”，对容阂所倡办的教育计划“尤思破坏，不遗余力”。甚至在他们任监督期间，向清政府作种种造谣，“说什么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终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中国，亦且有害于社会”，容闳虽为此写过详细报告竭力申明实情，可当时就任清廷总督的李鸿章，不愿为学生辩护，最后中止了继续派遣学生留美计划。至1881年9月6日，全部留美学生撤回。容闳的教育计划虽未能延续，然而他开创的留学运动，却不断得到发展，以后不少学生以各种形式赴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留学，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学生的留学运动达到了高潮。

揭露华工惨状，阻止不人道贸易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逐步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主权遭受破坏，外国商品和资本不断输入中国。

伴随而来的是一些外国政府使节及商人在中国大陆做贩卖华工的勾当。容闳深知华工的悲惨处境，曾竭力阻止这一不人道之贸易。

1873年春，容闳从美国归来，正在天津处理军械贸易之事。直隶总督李鸿章要他会见秘鲁专使，听取与中国订立招募华工到秘鲁的条约意向。会见时，秘鲁专使竭力宣扬在秘华工如何工资优厚，获得秘鲁政府优待等。容阂深知在秘华工真相，当场列举华工悲惨遭遇予以驳斥。

为了引证事实，容闳奉李鸿章之命，曾带着两位美国友人，到了秘鲁、古巴等国，实地调查了三个月，查证了华工遭受种种虐待情况，写出了详细报告，并且拍摄了24张照片，将华工在秘受笞、被烙等惨状摄录无遗，使人目不忍睹。

因此，当李鸿章与秘鲁专使再次谈判时，容闳出示了这些确凿证据，使秘鲁专使瞠目结舌，最终阻止了这一“大背人道之贸易”，使华工免遭一次厄运。

提出救国方案，致力维新事业

1881年教育计划的失败，以及妻子因病于1885年中年夭折，使容闳十分悲痛，但在此期间，他仍时刻想念祖国的未来，再向清廷提出了一系列的救国方案，以求国家富强繁荣，但都—一被清廷否定，未能奏效。

1882年，他在北京居留时，面对外国鸦片大量的输人，严重危害中国国民情况，他上书清廷，建议禁止鸦片的输入。可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认为目前缺乏办理这一事情的人才，而置之不理。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人侵，容闳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力陈条文，主张坚持对日抗战，向清廷提出如何打败日本的建议。这项建议包括：一、中国速向英国借款1500万元，购买战舰三、四艘，雇佣外国军队5000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日军首尾不能相顾；二、将台湾抵押给欧美列强，借款4亿美金，作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费用。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对第一项建议很感兴趣，立即发电派容闳去伦敦向英国商谈借款。容闳到了伦敦，不足一个月。就将借款事项协商就绪。但因须以关税为抵押，遭到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而他作为借款的经办人，也几乎被伦敦承商借贷银行团向法院控告。现在看来，他的建议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但其出发点是抵抗日本的侵略，他的为国献策的爱国热情是应该肯定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又谋求救国方略，提出在中国实行“完全的新政策。”其内容包括：聘请外国人为中国政府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的顾问，并派有才学的青年学生，处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习。他认为：“如是行之数年，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西欧之成规，重新组织也”，但他这建议亦未被清廷采纳。

容闳在连续几次提出救国方案失败后，并未失去爱国之心，仍笃志要实现自己的改良主张。#p#副标题#e#

1896年，他又接连提出设立国家银行及修筑铁路计划，也先后遭到清廷拒绝。他不得不感叹地说：“予救助中国之心，遂至此而止矣。”

其实，他的爱国心并未真正停止，他仍在不断追求、探索，直至生命最后结束。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多次提出的救国方案之所以未能实现，是因为清廷统治者昏庸腐败，因此在政治上必须进行改革，兴民权，谋变法，才是中国的出路。自此，容闳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倡议的维新变法表示赞同，并大力支持。又曾一度与康、梁等维新派成员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并对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极力推崇，称光绪为“爱国之维新党”。而对于反对变法，一心想窃取清朝统治实权的慈禧太后则口诛笔伐。

1898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该会的宗旨，容闳是积极分子。唯此，容闳与其学生张荫桓、梁诚等人被顽固派视为大敌。是年5月17日，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参劾维新派的首要人物时，控告客闳等“行踪诡密。”到了戊戌变法期间，容闳与康、梁等维新派首要分子接触更加频繁，他自己在金顶庙的住处“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在顽固派发动政变前夕，他曾想请美国驻华公使设法解救危难。政变发生后，

他虽被清廷认为犯有“隐匿党人之嫌”，但他却不顾个人安危函请李提摩太营救梁启超。（程《康南海先生墨迹跋》、戊戌变法》第一册）

1900年7月，容闳与唐才常等人在上海张园集会，成立中国国会。目的是“愿用国会的名义，号召国人奋起自谋以救中国”。中国国会成立后，他与严复被推选为正、副会长。因该会大力宣传维新事业，所以。遭到清廷的加紧通缉，容闳只好逃亡香港。1902年5月，在归国无计，又不能长期滞留香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第6次远渡重洋，在美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11年。

在香港逗留的一年多，容闳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认识到：在中国，靠改良、变法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推翻清廷的统治。于是，他在晚年，由改良主义者变为民主主义革命者。

支持民主革命，实现共和理想

容宏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晤，是他在所支持的自立军起义流产后的1990年9月，由上海化装改名乘船赴日途中。其实，他们两人早已互相仰慕。在这之前，容闳就盼望会见这位有远大志向的同乡后辈，曾向旅居香港的兴中会会员谢缵素打听过孙中山。孙中山则在日本对人表示：在中国主张改革的各派力量中，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孙中山选集》第一卷）。这次会见，容闳对孙中山有了很好的印象。认为“其人宽广诚明有志”，因而称孙中山是“中国的华盛顿、富兰克林。”（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孙中山也认为容闳“声望素著，富新思想”，是一位热心于改革的老前辈，对他格外尊敬。（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1册）通过这次会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携手为进行民主革命、实现共和理想而英勇奋斗。

在美国生活的最后10年。容闳虽然年事已高，远离祖国，不能亲身在国土上参加民主革命实际斗争，但他从未停止关心祖国的革命运动。1908年开始，他“谴责了康有为及其保皇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资料专辑》）1910年，他又强烈抨击康有为及其信徒。自此，他与维新派完全决裂，转向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并把革新中国的希望全寄托在孙中山身上。他还把孙中山介绍给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军事理论家荷马李和西部财界人士查尔斯·布思，打算通过他们在美募集巨款和训练一批军官，以支持中国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虽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也充分表明容闳关怀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决心。

容闳得悉武昌起义爆发后，不顾自己虚弱的病体，在1911年12月先后给谢缵泰函去三书，请他代为转达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祝贺和诚恳的希望。在孙中山就任新生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时，他又致以衷心的祝贺。信中还明确指出，新中国应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立即组织，成立临时政府，使社会秩序和治安秩序恢复正常。1912年，当孙中山给容闳去函，要求他回国“创立一完全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并请他专负责外交事务时，容阂虽病不能行，但在临终前嘱咐两个儿子归国服务。后来他的大儿于容觐彤回国担任矿冶工程师；他的小儿子容觐槐接受孙中山与黄兴的委托，到广东制造局任军火局长兼工程师，两人都为国作出了贡献。

容闳热爱祖国，也热爱自己的家乡，并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过贡献。

1872年（同治十一年），他回到家乡南屏，自己宁愿住在祠堂，也不购置日产，而去发动乡亲筹办南屏义学。他还带头捐银500两，创办甄贤社学（即今珠海。南屏甄贤学校），并为甄贤社学聘请4名教师。他倡办的学校，能够打破宗族界限，招收容姓以外学生，兼办女子班。到了晚年（1902年），他在离开国土前夕，又回到了家乡，建议兴办中学，因未被采纳而没办成，但他所倡办的甄贤学校，时至今日，已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成了各业的人才，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如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获得者容国团就曾在甄贤学校读过。为了培养人才，他还先后提携香山县籍30多位子弟赴美留学，表明了他对家乡的热忱。

 综观容阔的一生，为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旺，历尽艰辛，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资料专辑》）他那忠心为国的一生，永远铭刻在炎黄子孙的心中。历史不会遗忘他，中山人民不会忘记他。作为中山人，在自己的家乡，为有这一杰出的爱国者而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自豪。本人有感于容闳先生的爱国精神，仅以此拙作，以飨读者，催后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