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市的方言种类复杂，广东省三大方言粤语、闽语、客语均有之。其中粤语分布在北部冲积平原区和中部的石岐地区；在粤语系中又可分为石岐话、沙田话(近顺德话)、三角话(近东莞话)和古镇话(近新会话)四小片。中山客语分布在南部五桂山区。中山闽语分布在五桂山区的外围以及石岐以西的地区。

　　中山粤语系中讲石岐话的主要分布于石岐、环城、郊区以及张家边、南朗、翠亨等镇（区）的部分地区。讲石岐话的人口虽然并不多，但石岐话实际上是中山市的通用语，不仅石岐区通行，就连粤语区的其他地区以及闽语区和客话区，也有部分居民使用石岐话与市内各地居民进行交际。因此，外地人往往把石岐话称为“中山话”。

　　中山闽语系中也有三乡话、隆都话、张家边话和南朗话之别，4种话之间亦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至于中山客语系由于居民较为集中，语系内部比较一致，差别不大，但是同粤东客语比较则存在一定差别。

　　中山方言基本上都是由外地传入。南宋时期历次战乱中，大量人口从中原及江南等地南迁涌入中山，各地的方言亦随之流入。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中，方言与当地语言相互之间出现兼容，中山的方言逐渐发生变异，有别于原迁出地的方言；由于外来人员定居的地理位置不同，形成中山方言中粤语区、闽语区和客语区的不同分布。中山是方言的大家庭，形成“语音隔村而殊”的特点，如沙溪龙瑞村与西区长洲村土地相连，却分别使用隆都话与石岐话；神湾镇海港村仅4000人口，却同时存在客家话、沙田话及隆都话3种方言。出现同一事物对于不同的方言说法有所差异，而同属闽语或客语，在不同的镇（区）音调亦有所差别的现象。中山方言有如下特点：

一、方言词汇较少
　　中山方言在民国时期以前，保留原来的词汇，音调较完整。如隆都话称媳妇叫“新抱”（sīn bù汉语拼音注音，下同），睡觉叫“咪”（mī），锅盖叫“鼎仚盖”(dián kán guó)等。媳妇称婆婆为“安人”（ān néng），《辞海》：“安人，是宋徽宗时所定的朝廷命妇称号。”这种称谓今天仍然保留。由于方言词汇不多，难以全面表达各种事物，往往造成一音多字，如隆都话中“胃”与“肺”发音都一样，“六”与“碌”不分，小榄话中“卢”、“刘”同音，客家话中“鸡”、“龟”一样让外人很难明白。但随着人们社会交流越来越多，新事物、新名词大量出现，无法用方言来表达，只好借用粤语（广州音）配以方言的音调从字面读出，如“经济”、“电影”、“学校”、“领导”、“社会保险”、“咖啡”、“国庆节”等。基本上民国时期后产生的新词汇都无法由方言读出，只能代之以白话或普通话。中山方言的词汇相对固定，不再发展。

二、受外来语影响较大
　　中山在清道光七年（1827）已有乡民到港澳台地区及国外谋生，受当地语言影响，回到家乡后对一些用方言无法表达的事物则用英语表达，如隆都话西红柿（TOMATO）（番茄）叫“都吗拿”，公共汽车（BUS）叫“巴士”，出租车（TAXI）叫“的士”，手杖（STICK）叫“士的”，扳手（SPANNER）叫“士巴拿”，衬衣（SHIRT）叫“恤衫”等。而对一些外来物则受当时社会环境与文字的影响，变成半中半洋的词汇，如铅笔称“番笔”，肥皂称“番枧”，水泥称“红毛泥”，煤油称“火水”，马铃薯称“荷兰薯”等。一些从海外引进而本地没有的物种，则干脆以产地加类别来称呼，如“荷兰豆”、“西洋菜”、“洋葱头”、“西芹”、“西兰花”、“西生菜”、“番瓜”、“番鬼纽”、“番薯”、“番鸭”等，以补充方言词汇的不足。

三、方言差异较大
　　中山粤、闽、客三种方言间差异较大。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还表现在词汇语法方面，如各个方言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称谓有不同的说法。如房间，隆都话叫“超嗲”，客家话叫“间阁”；媳妇称呼婆婆，石岐话叫“家婆”，隆都话叫“安人”，客家话则叫“家娘”。又如“妈妈”，石岐话叫“阿妈”，沙田话叫“阿家”，隆都话及客家话却叫“阿姆”，而“阿家”在石岐话中是指“姐姐”。石岐话中，又以南下、老安山、库充、张溪、员峰、天门等村保留方言词汇、音韵比较完整，反而城中心的石岐话已经异化。如“等一会儿”，正宗石岐话叫“等时仔”，“大概”叫“约莫”，但现在已有很少人这样说，代之以“等一阵”及“差不多”。现时石岐话受广州话影响，“牛”读成了“噢”，“鱼”读成了“余”，“如果”读成了“余果”，这说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石岐话许多词汇逐渐消失。闽语中沙溪、大涌两镇都讲隆都话，但音调上有高低不同，大涌话的音调高一些。而张家边、南朗、三乡与沙溪、大涌等镇（区）同是闽语系，但发音也有很大差别。如“吃饭”，隆都话叫“吃本”，而三乡话叫“姐本”，南朗话叫“射本”；“饮茶”，隆都话叫“饮打”，三乡话则叫“饮D”等。同是客家方言，五桂山与神湾镇、坦洲镇等地的客家话亦有差别，中山客家人多是在中原第四至第五次大迁徙中逐渐迁来，先迁到广东梅州、五华、河源、紫金、南雄一带，然后再徙入境内，迁出地、迁入时间及定居地点不同并经长期与当地人交流及相互影响，造成当代中山客语方言上的一些差异。

四、中山方言严重被同化
　　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开放与发展，使人们运用普通话、广州话等语言进行工作与生活交往日益增多，而方言的使用越来越少。方言仅局限于镇、村范围内“同声同气”的人们之间交流。加上学校用普通话教学，故中山方言被同化面愈来愈广，程度愈来愈深。

　　一些较古的方言与汉语规范表达差距较大，使用者渐少。如隆都话“前天”叫“傻月”，“脚”叫“卡”，“眼睛”叫“未焦”，“很久以前”叫“万古荡”，“经常”叫“扒荡时”等，与当今社会的讲法完全不同。许多年轻人从小受现代汉语教育，对方言显得陌生和不理解。

　　一些方言的语法结构与现代汉语不同。如“给我一支笔”是现代汉语动宾结构标准的表达方式，在隆都话中却是“给（搬）支笔（必）我（哇）”将近宾语与远宾语颠倒过来；“我有两个女儿”在客家话中却是“捱有两只妹囝”，把人用“只”作量词，与现代汉语规范不符，这对学生造句、作文及阅读的思考及教学造成障碍，影响了方言使用。

　　方言使用范围越来越狭窄。中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人口不断增多，在一些村落，外来人口比本地人口还多，大家在交谈中，为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各方都放弃自己家乡话中生僻的词汇，尽量使用发音相近，意思相同的词汇，如“辣椒”，普通话与隆都话发音都差不多；一些商家为招来生意，亦改变方言讲法以适应顾客，如“火锅”，中山方言称“打边炉”，但现时均叫“火锅”，“打边炉”的材料亦叫“火锅料”；“两元”隆都话叫“两个银钱”（Lǎng gè nún jián汉语拼音注音），但现在却不这样说，都叫“两蚊”或“两块”。

　　中山不少人外出求学、经商、务工及定居，在外地的中山人，随着语言环境的改变而选择便于交流的语言（一般为广州话或普通话），对家乡方言因少讲而逐渐生疏，其母语中山方言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从而方言发生变化。50—60年代，城乡差别大，一些人进城读书或就业，怕人说自己是“乡下仔”而不敢讲方言，努力学讲广州话。但因乡音太重或未掌握广州话发音要领，遂讲成一种既不像广州话，又不像石岐话，也不像隆都话或客家话的“不咸不淡”的粤语白话，被中山人戏称为“省岐隆”。这是中山方言融合的一种独特现象。“省岐隆”在各方言区间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

　　中山方言由于词汇较少，只保留一些旧有词汇，新词汇又无法用方言表达，只能用粤语或普通话表达。因此中山方言的一些旧词语逐渐消失，如“未水”——潜水、“莳田”——插秧（客家话）、“诊眼眠”——打瞌睡、“下间”——厨房（隆都话）等；而建国后尤其改革开放后，汉语新词汇大量产生，一些新词语、新称谓用方言表达不了，只能用粤语白话表达。加上农村青、壮年外出工作的较多，使用方言的机会较少；国家在1956年2月开始推广普通话，小孩上学接受教育大多使用普通话或粤语白话教学，乡中只有老人使用方言。因此使用方言的人员及范围越来越少，方言被同化的速度加快。